初次触及内隐记忆，感受到临床深度心理干预的神奇和高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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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章节：

01、我第一次创业，亲手创立了三甲医院心理科

02、从成瘾疾病到抑郁症、双相障碍的诊疗

03、坚持多学科诊疗（MDT），深度心理干预技术出现雏形

文 | 何日辉

发布 | 晴日心理

很多患者、家属感到疑惑，能进入到内隐记忆层面的临床深度心理干预技术，到底是怎么来的？

为什么跟主流精神科和心理咨询机构所采取的治疗方法，有那么大区别？

我们专门撰写“晴日技术迭代”这个专栏，分享该技术的发展过程，解释背后的精准精神心理学知识和理论。

我本科是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读儿科，研究生是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读麻醉学，刚到临床工作时，我是一名麻醉医生。

上一篇专栏文章中，我回顾了我是如何从麻醉学跨到精神医学和心理学的，并成为了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成瘾医学科的大夫。而且因为在处方药成瘾方面实现了较好的诊疗成果，我登上了央视多个节目。

而今天这篇文章，讲的是我如何从成瘾疾病诊疗领域，进一步跨到了抑郁症、双相障碍等情感障碍的诊疗中，并学习了大量的心理学流派。

01、我第一次创业，亲手创立了三甲医院心理科

上一篇文章提到，我在广东省二医成瘾医学科执业时，整合了麻醉学、成瘾医学、心理学等，摸索出了一套治疗药物成瘾患者的方法。不但能令患者实现躯体戒断，还能尽量消除心瘾，改善家庭关系。我创立的“多维度成瘾快速治疗法”()初步成型。

那段时间我频繁接受采访，上了4次央视，在成瘾领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，我很想放开拳脚大干一番，好好发展科室。可在这一点上，我和医院领导产生了分歧，当时难以调和。

慎重思考后，我决定离开广东省二医，到了武警广东总医院（下面简称“武警医院），开始了我的第一次创业，也是一次体制内的创业。

很多人可能不理解，不就是一个医生从A医院跳槽到B医院吗？为什么说是创业？

因为当时武警医院只有精神科门诊，没有病房，医院领导对成瘾领域并不了解，更没想过在这方面能够有大作为、做出巨大的社会意义。事实上，当时很多三甲医院都没有条件成立精神科病房，难度非常大。

时任武警医院廖院长看了我准备的方案书，听了我的计划，决定聘请我任命心理科主任、学科带头人，支持我开设心理科病房，并成立国内首家青少年成瘾治疗中心。

我非常兴奋！但也面临很大的压力！因为从头到尾的场地装修、团队组建、资源调配、吸引病人等等，都是我一手一脚负责的。对我而言，这相当于一次艰苦的创业。

而且，我坚持要打造多学科诊疗模式（MDT），心理科不但要有精神科大夫和护士，还要有素质过关的心理咨询师，重视患者的心理问题，提供心理治疗。由于要实施UROD脱瘾治疗，所以还配备了麻醉医生。

我还聘请了一批有相关经验的辅导员，因为精神科病房中有部分病人可能会出现极端行为，辅导员可以维持安全秩序，还可以结合运动疗法，带病人到户外开展一些拓展训练。

而且，我要求在不增加患者费用负担的前提下，住院患者都必须接受心理治疗。那时候，这在整个广东、甚至全国都是少有的。

2007年9月19日，我一手搭建的心理科正式开科，国内首家青少年成瘾治疗中心也正式揭牌，不少媒体前来报道。

由于我在广东省二医时，已经在成瘾方面有了一定的名气，很多病人慕名而来。很快，我坚持实践多学科诊疗模式（MDT）的优势就展现出来了，走出了一条新道路。

在当时，如果用常规治疗方法的话，毒品成瘾、处方药成瘾的复发率高达90%左右，因为很多患者即使没有躯体依赖了，但“心瘾”仍非常强烈，又忍不住滥用。

可是利用改良后的UROD技术、结合心理治疗、运动疗法和家庭治疗的话，患者3年后的整体复发率只有30%左右！很多前来参观交流的三甲医院成瘾医学科、精神科同行感到非常惊讶。

当时，我们对心瘾的理解还不如现在的深入，心瘾消除技术也不够成熟，但通过各种方法和坚持提供心理治疗，患者的心瘾大多能有效降低，部分患者的心瘾甚至消除。这是复发率得以大幅度降低的主要原因。

在这个阶段，我创立的“多维度成瘾快速治疗法”()走向成熟，而且进一步应用到行为成瘾的治疗，比如赌博成瘾、恋物成瘾等等。

可能有的读者觉得，这些成瘾疾病的治疗技术跟抑郁症、双相障碍有什么关系？

其实，这两者是有很大联系的。很多抑郁症、双相障碍患者也有类似成瘾的行为，比如忍不住暴饮暴食、沉迷网络、疯狂购物，有的甚至滥用处方药、甚至毒品。

这与情绪症状互相影响，令病情变得复杂、棘手。如果只关注抑郁症、双相障碍的症状，不解决这些问题，患者就很难真正走向康复。

所以，我在成瘾疾病方面摸索出来的临床治疗经验，其实是奠定了后续对抑郁症、双相障碍患者提供系统化、深入化多学科治疗的基础。

因为诊疗效果突出，病人络绎不绝，再加上当时国内的处方药滥用问题仍然很严重，我们在成瘾方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。

时任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常务副主任吕宪祥到我们科室参观、指导，邀请我给药监人员和媒体讲药物成瘾。他叮嘱我一定要把工作做好，因为对社会很有意义。

央视《每周质量报告》、《走近科学》、《心理访谈》，甚至《新闻联播》先后采访我，报道我带领团队实现的临床成果，引起社会各界更多的重视。

我接受《新闻联播》采访的图片

我接受《每周质量报告》采访的截图

学术界也抛出了橄榄枝，邀请我担任中国毒理学会第五届药物依赖性毒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，《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》的编委。

02、从成瘾疾病到抑郁症、双相障碍的诊疗

既然当了三甲医院的心理科主任，我不能只会治疗成瘾疾病。

我不但向科室内的前辈专家们学习，还邀请其他三甲医院的专家过来交流，讲课。从那时开始，我开始涉足抑郁症、双相障碍、焦虑症、强迫症的诊疗，学习各类精神科用药、物理治疗的规范和经验。

而且我可能跟很多精神科大夫不同，我特别重视心理方面的进修和学习。2005年，我参加了心理咨询培训，并考取了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的证书，后来又拿到了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书。

但我很快就发现，这两个证书只能代表执业资质，是一个敲门转，但在临床应用上，这两个证书的培训远远不够用，我必须继续学习，参加各种心理学流派的培训班。

一开始，我对精神分析流派非常向往，这也是当时学心理咨询的人的普遍心理，认为精神分析奥妙无穷，精神分析在国内大行其道。当时有个名气很大的培训班，叫做“中徳精神分析班”，从这个班里出来的人，在我们眼中就是“大牛”一般的存在。

我报名参加了一个精神分析培训班，武汉中徳心理医院创始人、国内知名精神分析师曾奇峰给我们上课。但我上了初级班、中级班后，果断不学了。

曾奇峰在中级班的课堂上说，精神分析流派里面的心理防御有108种，我们必须背下来，熟练掌握，而且准确分析来访者属于哪一种心理防御、如何处理。

我心里不认同，要熟练运用所谓108种心理防御知识，不但工程量巨大，而且把心理问题复杂化了。更关键的是，学了精神分析之后，我也在临床中应用过一段时间，但效果并不好。对解决实际问题用处不大。

由于那时候收治过一些性心理障碍的患者，我还参加性心理的培训班，甚至请专家到科室讲课。但后来发现，这也是以精神分析为基础的，那位专家说，男女性在公开场合有任何肢体接触，比如拍下肩膀，其实都能从性的角度来理解，甚至说是“公开的性行为”。我觉得非常牵强、滑稽！

我经常写文章，说精神分析流派非常低效，尤其不适合青少年患者。其实我从那时候就开始质疑这个流派了。

“抛弃”了精神分析流派后，我还学了很多其他心理学流派和课程。

比如德国心理治疗师伯特·海宁格创立的“家庭系统排列”，这是一种需要多名工作人员参与的心理治疗技术，通过扮演家庭成员、创设特定场景、对话等方法，解决来访者的心理问题。

一开始我觉得这很神奇，也很认可这个技术对家庭关系的一些解读。我学习后恨不得马上照搬到临床，但后来发现还是不现实，仍然解决不了心理根源上的问题。

我还学过情绪平衡疗法、沙盘、心理情景剧、元认知心理治疗等等，前3者有一定的作用，但感觉还是比较玄乎，有些时候甚至靠推测和自圆其说，效果不理想。

而元认知心理治疗则相对高效一些，对一些特定的、不严重的症状有明显作用，但如果症状比较严重、顽固，效果又不稳定了。

当然，我还学习认知行为疗法（CBT），这也是当时在临床中应用得最多、效果也比较明显的心理治疗方法，也得到了循证医学的认可。只不过，对于一些病人来说，用CBT也起不了作用，道理他们都懂，但就是无法消除症状。后续分享一些案例时，我还会提及。

而催眠疗法，我也是在这段时间接触到的。我当时特别想找一种高效的、能快速解决患者心理问题和症状的方法，听说催眠可以实现，我就又跑去学了。

我上过一个台湾老师讲授的催眠培训班，后来美国的催眠大师汤姆·史立福来中国授课，我也去参加了初级班和中级班，学习了更多的催眠技巧和应用。

我一开始也觉得催眠非常神秘，但后来发现原理也并不复杂。简单来说，催眠疗法是在催眠师的语言引导下，来访者的注意力变得高度集中，绕过了理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，大脑对信息的学习、接受程度非常高。

其实，我们平时去电影院看电影，周围一片漆黑，绝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电影上，情绪跟随着剧情变化而变化，甚至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一些信息和观点，这就是一个被清醒催眠的过程。

不过，那时我所学的催眠疗法，绝大部分都是催眠暗示疗法，对精神心理症状有一定的作用，患者接受之后觉得放松多了，但过了一段时间，效果又不好了。

直到现在，社会上的催眠治疗仍然大多是催眠暗示疗法，很多患者、家属跟我说，这像“心理按摩”，一开始挺有用的，患者觉得很舒服，但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，甚至慢慢就起不了作用了。

总之，我学了一大堆心理学流派和心理治疗技术，有的被我摒弃了，有的则被我部分地应用到临床中，也教科室里招聘的心理咨询师，并不断在临床实践中综合运用、调整磨合。

可以说，至少在当时的国内，我们科室在心理学方面的培训、学习和应用是比较多的。我逐渐从一名专注于治疗成瘾的精神科大夫，转变成也具备了抑郁症、双相障碍等诊疗经验的精神心理医生，而且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用多学科的角度看待患者的问题。

比如一个患者来到我面前，我会分析，从精神科来看ta有什么症状，其中有哪些涉及到成瘾；而从心理学来看，ta又有什么问题，背后有什么原因。

然后我再将两者结合，分析哪些问题可以用精神科或成瘾治疗的方法，尽快控制症状；而哪一些可以从心理社会因素的层面来解决，不能只看作表面病症。

有一个精神科专家曾经对我说，他其实也知道心理学很重要，但他是精神科科班出身，经过多年的学科训练和浸泡后，他只能从精神医学的角度来看待病人，不自觉地就给患者贴上了症状标签，很难具备心理学思维。

那时我就意识到，虽然我这个心理科主任是半路出家，当时对抑郁症、双相障碍的理解也比现在肤浅很多，但至少，我能从多学科的角度去看待症状，所提供的诊疗也更全面和系统化。

03、坚持多学科诊疗（MDT），深度心理干预技术出现雏形

在不断学习心理学技术、不断接触抑郁症、双相障碍病患的过程中，我们现在使用的临床深度心理干预技术就逐渐出现了雏形。

2010年，有一位抑郁症成年女性找我就诊，名字叫澜澜。她在广州市脑科医院就诊过，长期服用抗抑郁药，发现有效。但她很快发现，每天服药后，上午情绪有所好转，但下午又感到压抑、低落了。

她又陷入了绝望，意识到光靠吃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。后来她在网上看到我们在临床心理方面有较多经验，所以前来求治。

我发现她在工作和生活中遭受过不少挫折。她在国企当办公室主任，非常争强好胜，追求完美，虽然工作出色，但她还是对自己不满意，不断自我施压，自我否定。

后来她变得脾气暴躁，跟同事和家人的关系都处不好，她非常痛苦，开始失眠，直到情绪崩溃无法工作，还有强烈的自杀念头。

当时，我用认知行为疗法（CBT）对她做心理治疗，有一定的效果，但没有预期中的那么好。我又尝试了其它办法，也没有明显起色。

她带着信任和期待专门来找我，但我束手无策。我很懊恼，即使下班回家了也忍不住唉声叹气，愁眉苦脸。我的爱人Lucy，也就是现在的创伤修复师Lucy，她看到我这样子就忍不住问，你怎么了？

我把这个患者的情况告诉了她，她想了想，说既然暂时没有其它办法，那不如由她给患者做催眠治疗，不收费，就权当“死马当活马医”试一试。

Lucy当时在我学习催眠的时候，她非常感兴趣，就跟我一起学。而且说实话，她的声音清晰空灵、富有磁性，对情感、心理的捕捉和理解更独到细腻，她学催眠比我学得更好。

我跟患者沟通后，她也答应了。Lucy一开始对她进行了催眠暗示治疗，澜澜说感觉不错，但病情还是没有根本性好转。

Lucy再继续加大催眠治疗的深度，后来，澜澜在深度催眠状态下回忆起两个情景。

第一个是小时候，她在家里的一面墙上写满了字，“不得第一，我就去死”。第二个是她小学3年级时，她在课堂上违反了纪律，老师罚她蹲在讲台上听课，有几位同学偷偷向她屁股扔小纸团，还嘲笑她，她心里非常羞恼、感到耻辱。

Lucy当时凭着直觉，对这两个记忆画面进行了一些处理，主要是引导澜澜释放了强烈的负性情绪，调整了一些不良的认知。

对于第一个场景，我是知道的，因为澜澜跟我说过，她的母亲对她很严厉，要求她必须考第一，所以她从小也自我施压。但对于第二个场景，澜澜从没跟我说过。

我问她，这件事你怎么不告诉我？她很无辜地说，何医生，我之前都忘记这件事了，但现在想起来确实发生过，我也没想到这件事跟我得抑郁症有关。

很快，澜澜的情绪明显好转，自杀念头也消失了，甚至都还没到原计划治疗时长，她就觉得自己好了很多，提前结束心理治疗了。后来她说，很快她就停掉了药物，重新回到工作单位，康复得很好。

现在，澜澜已经康复13年了，状态一直很好，已经结婚生子，对待自己、家人和同事也不再盲目施压，，有了更理性的人生态度。

那时候，我们觉得这个催眠疗法果然很神奇，居然可以让患者想起已经忘记的经历，还能大幅度缓解症状。我们以为这是催眠的功劳，对此认识得不如现在的深入。

但从现在我们掌握的精准精神心理学知识来看，Lucy当时做的已经不是普通的催眠疗法了，而是我们现在所说的“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（）”。

而且最大的“功劳”不在于深度催眠，催眠只是一个桥梁。关键是Lucy利用深度催眠到达了澜澜的内隐记忆层面，精准化发现了相关的叠加性心理创伤，并进行了修复。

其实，这已经触及了抑郁症的真正心理根源，只是我们当时还没意识到这一点，更加不知道这背后的理论。所以，当时我们对这个无意中发现的技术还不太重视。对临床接诊的大部分情绪障碍患者，还是用药物+普通心理治疗的方法。

不到一年，我们又遇到了另一位病情棘手的抑郁症女性患者。她叫小紫，在国内知名互联网巨头担任总裁助理，但因为巨大的工作强度、长期高度紧张、遭受职场心理压力，出现了抑郁症症状。

她刚入院时，有严重的自杀念头。我们利用药物、心理治疗控制了病情，她的情绪稳定了一些，也不想自杀了。可她变得非常萎靡，就整天蜷缩在病床上，渴了饿了就喊妈妈，妈妈把水和食物喂进她嘴里，甚至连上厕所，也要妈妈半抱半扶着去，也不愿意接受心理治疗。

对于小紫的情况，精神分析流派可能会说这是“退行”了，从成年人退到了幼儿心理阶段。而单一学科的精神科大夫很可能会说是“亚木僵状态”，需要实施改良电休克治疗（MECT）。

我们科里不会引进这种设备，而小紫的父母也坚决不同意对女儿进行电休克治疗，觉得副作用很大，这令我陷入困境。这时，我想起了Lucy曾经治好了澜澜，便请Lucy给小紫做“深度催眠治疗”，当然，这还是我们那时候的说法。

Lucy通过对小紫及其父母的观察，她用了个巧妙的方法，让小紫终于愿意下床走动，接受“深度催眠治疗”。

Lucy发现她的内隐记忆层面有大量职场上遭受的叠加性心理创伤事件，还有一个这样的记忆画面：一朵小花非常娇弱，无法对抗风雨。

其实，从现在的临床深度心理干预经验来看，小紫患病的背后，很可能还有很多成长阶段中的叠加性心理创伤，但我们那时对此认识的不够深入，Lucy只进行了较简单的处理。

后来，小紫康复得很快，抗挫折和抗压能力明显增强，后来她母亲因为躯体疾病的折磨而出现抑郁症情绪，她还再次找我求助。

经过上面两个案例之后，我对Lucy的“深度催眠疗法”感到非常吃惊，觉得特别神奇。

包括后来还有一个20岁出头的女性找我求助，她的症状很奇特，说话时每隔几秒钟就要长长地舒一口气，几乎每句话要分好几次才能说完。她感到特别痛苦，完全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交和工作。

我说你检查过呼吸道吗？她说全身都检查过了，没发现器质性问题，但就是总觉得喘不过来气，胸口非常闷，不得不这样。

对于这种奇特的症状，我再次没辙了。吃精神科药物效果甚微，也不是患者在认知上的问题，可她就是有这个无法自控的症状。其实从现在来看，这是非常典型的心理因素导致的躯体化症状。

我又请Lucy出马，她通过深度催眠到达了患者的内隐记忆层面，发现有一个画面，患者呼吸的器官、咽喉处全是黑色的、粘稠的东西。Lucy也很惊讶。

这个画面当然不是真实的，背后往往有具体的事件记忆，跟患者的真实经历有关，也就是涉及更加深层次的内隐记忆。但当时我们还没有如此深入的认识，Lucy只好凭感觉作出处理，想了很多方法让这个可怖的记忆画面得以消除。

这个干预结束后，这位患者说话能成句了，不喘了。我们当时觉得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，这个“深度催眠”也太玄乎了！

所以，那时候我虽然不明白这背后是什么原理，还不懂什么叫外显记忆、内隐记忆，记忆再巩固，但已经深深感受到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（）的高效与神奇。

但好景不长，很快，我们在武警广东总医院遭遇了重大的打击和瓶颈，这个“意外”创立的深度心理干预技术差点被扼杀在摇篮中。下一篇文章继续分享。